陇南文史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对陇南社
土司系土官之名，本为我国边徼地方政治制度上之特殊制度，是我国封建王朝在统一领土内的某些地区，即主要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或散居处，采取“以土官治土民”的办法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。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，中央政权对归附的少数民族或部族首领“假以爵禄，宠之名号”，使之仍按旧俗管理其原辖地区，即通过土番首领对民族地区实行间接统治；另一方面是，各民族或部族首领，须服从中央政权的领导和听从驱调，并须按期上交数量不等的贡纳，即承担一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义务。概言之，其治理的总原则是“其道在于羁縻”，即封赠边疆各族首领官爵，以统治本族人民的办法。
（一）
中国土司制度，肇始于秦汉之世。“尝考察秦惠王并巴蜀，曾以巴夷为蛮夷之君，世尚秦女，此为边胞与中央王朝通婚之始。西汉高祖为汉王，发板楯蛮伐三秦，秦地既定，乃遣还巴中，复其渠帅罗、朴、督、鄂、度、夕、龚七姓，不输租赋，余户乃岁入宾钱四十，此为后世土司的纳贡之法。汉武帝建元六年，封夜郎侯多同之子为令，此为土司成立之始。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，越隽王贤栗请内属，光武帝以其为君长，是岁耒朝，此即后世土司定期朝觐之法。是土司制度于秦汉两世已粗具规模矣”。（许公武：《土司制度略考》载《中国边疆》年1卷2期）
三国和两晋、南北朝时期，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者，封以王、侯、伯长爵号，并在西部氐羌民族聚居区封其首领为“护羌校尉”或“属国都尉”等官职，以领护本土民族。（拙文《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对陇南氐羌民族的统治方略》，载《陇南文史》第五辑），然而，聚居在陇南境内的氐羌民族所建立的仇池、武都、武兴、阴平和宕昌五个地方政权，虽与中原统治阶级发生政治、经济关系，接受中原朝廷封号、官职和汉文化，但在其国家灭亡后，还保留着种族的独立性。
唐初，在羌人居住地区设置羁縻州、县，保持少数民族自治制度，其首领（刺史、县令）实行世袭制。“唐太宗西灭吐谷浑了时，党项羌酋长拓拔赤辞助之，被唐击破之，乃内附，其地置三十二州，以松州（今四川松潘）为都督府。自贞观至开元年间，其部属为州府首长者多至八百五十六人，各立其长，各子其民，实为后世土司之前身。盖天子统驭边民，欲使勿绝而已。”（许公武：《土司制度略考》载《中国边疆》年1卷2期）
元代入主中原，统一康藏，感于边疆多事，鞭长莫及，乃“以本之人，司本土之事”。于时分封土司，就其强大者，授之以官职，即授各族首领以宣慰使、宣抚使、安抚使、长官等官职。在甘肃设“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”，并在县境内设千户，实行军民统摄及政教合一制度的管理。元世祖中统元年五月元帝忽必烈设十路宣慰使，在礼店（今陇南礼县）设元帅府，四年礼店元帅按竺迩逝世，由其子彻里袭职元帅。后来随着统驭疆域的扩大，而更名为“礼店文州番汉军民元帅府”，是元代在陇南设置土司之先河。
明朝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，据《明史》卷《土司传》记载：“迨有明踵元故事，大为恢拓，分别司郡州县，额以赋役，听我驱调，而法始备矣。然其道在于羁縻”。这就是说，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，对元代所封的土官，采取“多授原官”的措施。明初的皇帝，虽然拥有强大的军队，却并不热衷于武力征服。他们只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，而以优惠的礼遇去“怀柔远人”。“怀柔”不能成功时，才诉诸武力，以便“以威服之”。洪武三年，朱元璋遣使诏谕元朝宗室部落臣民，声明“朕既为天下主，华夷无间，姓氏虽异，抚字如一。其宗王附马部落臣民能率众来朝，当换给印信，还其旧职，仍居所部之地，民复旧业，羊马孳畜以便牧养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60）。明朝经营西北采取了“诏谕为主，军事行动为辅”的方针。在军事进攻之前，派专使对西北各族诸部广行诏谕，但其酋长多观望。洪武三年，明太祖一面命大军压境，连克巩昌、安定、临洮、河州等西北重镇；一面又派故元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至河州劝谕吐蕃十八族、大石门、铁城、洮州、岷州等处，各部长官归附明朝。（高士荣：《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》载《西北史地》年第3期）
明朝之所以在西北边地实行土司制度，并非统治者的主观愿望，而是由地理位置特殊和民族成分复杂决定的。土司一般地处边远地区，即中央王朝不易直接统治的地区，于是采取了“以本地之人，司本司之事”的措施。即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，执行封建社会的民族地区自治形式的统治。
清初，“蒙古强大诸土司弱，乃抑蒙以扶土司”。故于雍正初年对西南、西北的土官授为宣抚使司、大头人为副官，对其族内的人数千户以上者设千户一员，百户以上者设百户一员，不及百户者设百长一员，俱由兵部颁发印信号纸。准其世袭，盖此时土司制度，已有明文之规定。到清朝后期，鉴于统驭之困难，遂实行改土归流之制，即废除土司世袭，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，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，如丈量土地、征收赋税、编查户口、组织乡勇等。以加强边远地区和内地经济、文化交流及中央对其统治。但厉行未久，清廷已屋，以故名虽改废，实质犹存。
（二）
今陇南的宕昌、武都、文县境内，在明清至民国初期，有五位土司的辖区属地。即：?岷州多纳千户赵土司辖地：宕昌县阿坞、哈达铺、召藏、立藏、大族、上族等。?麻竜赵头目辖地：宕昌县达竹、扎纳、簸箕、麻界滩等。?宕昌百户马土司辖地：宕昌县官鹅、番坪、竹园族、瓦舍族、乔家山族、阴平族、鹿仁族、土崖头、铁力哈族、冉家山族、油坊沟族、火坪族、上堠子、大坝里、前山；武都县坪牙乡赵家坪、旧墩、莪儿、腰道里，总共十六族。④文县王土司辖地：东伸沟、麦鹅堡、太平族、草坡山、鹞子坪、上哈杀、野不咱、官地堡、得胜寨、扎多寺、堡子里、下舍书等22个寨子。⑤文县马土司辖地：阴卜山、夹石山、桃林坪、演武坪、麦贡山、薛堡寨、竹林族、白固族、沙坝族、野人山、马尾山等30个寨子。
上属五位土司中，尤以宕昌马土司的辖区最大（除宕昌、武都属地外，还有舟曲县的八楞、武坪、三角坪等“四族三地方”），体制最完备，统治时间最长，对该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影响最深。
据清康熙41年编《岷州志》载：“宕昌土司始祖马珍，系洮州卫人，明洪武间以功授世袭土官百户，珍子进良，进良子都宗，都宗子成，成子应龙，应龙子世福，世福子存仁，存仁子辅国、辅国子任远，任远子天骥于康熙二十四年委替宕昌城池地，管中马番人一十六族，把守隘口一十六处”。又据《舟曲县志》载：“宕昌马土司受封于明洪武间，从第一代马珍至末代马培德，相传二十二代，历时约五百六十余年“。
另据清光绪二年长赟编《文县志》载：“番地，系土司王受印，马起远所辖，雍正八年（年），知县葛时正奉文改番归流，土司载革。”其土司序列：（1）王土司始主王砌豹，于明洪武二十八年（年）授陕西都司文县守御军京制指挥千户所始，二世王安已，三世王封，四世王士，五世王允中，六世王承宗，七世王爵，八世王绪光，九世王受印均世袭，共传九世，历三百三十五年。（2）马土司始主马桑，于明洪武二十八年（年）授陕西都司文县守御军民千户所始，二世马章驭，三世马信，四世马让，五世马凯，六世马麟，七世马渥，八世马瑞，九世马体乾，十世马继宗，十一世马显胤，十二世马启应，十三世马成德，十四世马起远均世袭，传十四世，历三百三十五年。这两位土司所辖“番民”多系白马人。
现就土司制度的几个方面分述于后：
1、土司制度中的承袭制度。土司的承袭，依照传统，每当一土司死亡时，如有子二人以上，则即由长子继承土司——军政首领，次子继承僧纲——宗教首领。如仅有一子时，长子除继承土司外，还兼摄僧纲。土司可娶妻育子，僧纲则不能，故土司与僧纲的继承，均只能出自诸土司之子。
明朝规定：“命土官无子，许弟继承。土司无子弟而婿为夷信服者。令婿袭，或许妻袭”。“替袭必奉朝命，属虽在万里之外，皆赴阙受职”。在得到朝廷赐予的印信号纸（刘锡藩《岭外纪蛮》云：“凡土司承袭，由部给牒，书其世系，职衔及承袭年月日期于上，曰号纸”。）后，才能正式承袭。清代土司承袭较严格，凡土官承袭，隶于吏部验封《钦定吏部验封司则例》规定：土官文职“应袭者，督抚查核，先令视事，令司州县邻封土司具结及本族宗图，原领号纸送部，具疏请袭。嫡庶不得越序。此无子……子或年幼，督抚题明注册，选本族土舍护理。俟其子年十有五，方准请袭。年老有病，请以子代者，听。”又规定：“凡土官病故，该督抚于题报时，即查明该土官应袭子嗣，限六月具题到部，办理承袭。如有逾限到部者，查明议处。”
2、土司制度中的行政组织。土司以下有大头目，大头目以下便是旗，旗是一个行政与军事合编的单位，每旗有旗长一人，负责全旗行政、司法与军事的责任。每旗下管辖总管一至三人，每一总管辖理村落数至十数个，每一村落有头人一人。列表示：土司—大头目—旗长—总管—头人—居民。
在这一套组织系统里，土司是世袭的，大头目与旗长的产生亦近于世袭，它的人选只能在富于统治势力的上层“番民“中选拔。总管的产生，少数是世袭，大多数由由土司任命，不论世袭与任命，总管的人选都完全是当地人士。头人既不是世袭，也不是任命，而是由各村各居户轮流担任。大头目、旗长、总管与头人的职责，在平时替土司征收钱粮、调解居民纠纷，维持境内治安等。在有战争发生时，则担任阶级不同的指挥官，指挥征集来的兵马作战。
3、土司制度中的军事制度。军事制度是土司制度的神髓，因为它一方面是土司武力的凭藉，另一方面却又是土司的经济源泉。靠了武力，对外可以建立武功，对内可以殄除抗命的集团。同时，又靠经济的力量，维持统治机构。清朝至民国时期，洮岷一带土司辖区的四种田地中，兵马田最多，这种田不许民间私相买卖，耕种这种田的人，在权利上、法律与治安方面，都受到土司的相当保护。在义务上，他们都要贡献力役与财赋。力役可分两方面：一为着兵马，一为着乌拉（汉语意为当公差）。在性质上，前者相近于近代的兵役，乃是土司制度的武力基础；后者则相近于近代的工役，则是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。力役与财赋，乃是支持土司制度的两大柱石。
说到着兵马，凡在土司辖区内的居民，在有战争发生时，都有出兵一员、马一匹，以及全付武器及所需粮秣的义务。土司的命令一到，便立即出发，被调集的兵马，须立即赶至命令所指定的地点。在战争中，应征来的兵马，如有死亡，不论是战死或病死，均可以免除家庭力役三年，做为补偿。
土司的兵马要受中央政权征调，为其对内对外战争服务。如宕昌土司马珍于明洪武十五年（）奉调征剿板儿族等叛番后，在明清间被征调参加重大军事行动的有：公元年，随岷州指挥使征迭部叛番，土司被杀。公元年，岷州岳藏堡等番民暴动，土司马进良率所属一千人进剿。公元年，岷州立节番反，土司马都宗前往镇压、被杀。公元年，阶州赵家坪、青石山番暴动，土司马成随阶州守备顾铎前往镇压。公元年，岷州打鱼沟番暴动，土司马应龙合同官兵镇压。公元年，阶州黄鹿坝番民暴动，土司马应龙随洮岷兵备道前往进剿。公元年，岷州拉达族番又反，土司马世福率部至甘沟坪镇压。公元年，岷州忍藏等九族番叛，洮岷兵备道以土司马存仁为先锋，合同麻竜土司赵世清镇压。公元年，岷州黑峪寺番暴动，洮岷兵备道副总兵同马土司前往镇压。
在军事制度中，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即讯防——墩台设施。据清康熙四十一年编纂的《岷州志》载，在宕昌境内的墩台（即堠、烽、燧）有：
哈达铺寨，墩台二座，防守兵二十名；
脚力铺寨，墩台一座，防守兵二十九名；
高桥寨，墩台一座，瞭望兵二名；
柏杨林寨，墩台一座，防守兵三十三名；
宕昌寨，墩台一座，瞭望兵二名；
新城子寨，墩台一座，瞭望兵二名；
老鼠山寨，墩台一座，瞭望兵二名；
临江铺寨，墩台一座，防守兵二名；
干江头寨，墩台一座，瞭望兵二名；
官亭、两河口、上堠子、沙湾等地亦设有墩台，并配有兵员，因归西固辖区，岷志未有记载。有这样一条上至岷州（今岷县），下至阶州（今武都县）的通讯系统，一地遇有敌情，即可发出信号，很快就传到指挥中心，迅速作出相应决策，并付之军事行动，以保境内安全。
（三）
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主观目的，是为了维护其统治，但在客观上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：
首先，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。在土司制度下，叛乱、掳掠事件减少，缓和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，使涣散的地方政治局面得到了改变；使无流官出任的边远地区具有了完整的政治机构，使国家的统一、领土的完整得到了保障。
其次，密切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的经济、文化交流，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，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一是封建王朝通过设立“卫所”军事体系，建立大量关、堡，以“分别羁縻”，有计划地向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军事移民，被遣戍的士兵必须携带家眷，到固定的卫所进行屯种；同时还从陕西关中地区迁移部分所谓“样民”安家落户。大批汉民的移入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。同时，由于各族人民长期接触，互相往来，互相学习，又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情谊。
二是开设互市，促进贸易。明、清为维护统治，招来各族人民进行市易，以解决军需国营，在卫所治地开设以茶、马、盐、药材等主要商品的互易市场。所以，岷县、宕昌一带群众至今称“逢集”日为“逢营”。朝廷并明文规定：凡只要承认赋税者，皆准其到互市场买盐、布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岷州、宕昌、西固、阶州附近的“番民”经常去市场进行商品交换，从而使当地的“番民”与汉民的关系非常密切。
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，土司制度推行之初，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，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。但是，它毕竟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基础之上的一种封建政治制度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其消极方面愈益突出：
一是土司的权力具有相对的独立性，他们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。并因其制度本身存在着浓厚的割据性，从建立之日起就与封建王朝之间存在着权力分配的矛盾。同时，土司之间的互相掠夺，战争不休，也严重影响了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安定及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。
二是在土司制度下，辖区人民既受封建王朝的压迫，又受本族统治者——土司、头人的剥削、奴役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由于土司是世袭的封建领主，世代掌握着辖区全部土地、森林等主要生产资料，而广大人民则是“领一份地，交一份粮，当一份差，出一个兵”的农奴。在这种农奴制度下的人民遭受着超经济剥削。
三是土司制度的推行伴随着民族压迫，给这里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明、清统治者以残酷的屠杀对付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，本文前面所述明、清时官兵驱调土兵镇压岷县、宕昌、舟曲、武都“番民”反叛的事实就是充分的例证。同时，由于土司制度是建立在民族岐视和压迫基础上的，因此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。
以上事实说明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，土司制度已日益落后和腐朽。因此，废除土司制度已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。
作者简介：王国基（——）甘肃天水人。曾任原陇南地区文化处副处长，现为甘肃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、陇南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。主要从事陇南氐羌文化和地方史研究，并发表了大量论文。
审核：杨生锋董星
编辑：李云鹏曹馨匀
王国基赞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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