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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甫同谷诗“佳主人”新考
高天佑
杜甫《积草岭》诗中有云：“邑有佳主人，情如已会面。来书语绝妙，远客惊深眷。”千百年来，注杜者对此“佳主人”做了许多猜测，形成了好些说法。但“佳主人”究竟为谁？他写信邀请杜甫，却为何没有给予杜甫以应有的地主之谊，致使诗人寓居同谷月余成为其一生中最为艰难困顿的时期？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热情相邀杜甫，却为何同谷诗中没有一首提到他？诸多疑问，不仅成为杜诗研究中的一个悬案，也成为杜甫陇右诗中的一道难题。本文拟就此千古之谜，试作考索。
一、关于“佳主人”的几种观点及其剖析
（一）同谷县令说：
此说为明人王嗣奭所首倡，他对《同谷七歌》评析之后补叙道：“前《积草岭》云‘邑有佳人’，不知谓谁，岂同谷令耶？歌内甚有不足主人之意。”①继之，古代研杜卓有影响的人物、清人仇兆鳌再加首肯：“主人，同邑之宰。”②在其影响之下，自清而今研杜者，大都遵从此说。如清人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“谓同谷宰。”又如冯至《杜甫诗选》注：“佳主人，指同谷县令。”
既是同谷县令，理应给予杜甫以切实帮助。然读其《同谷七歌》，唯觉“既卑且贫，至于饥寒流落，白首无依”③。故而自古迄今之研杜者，对该“县令”多有微词，并大加挞伐。如“宰既‘佳主人’，且先曾致书，即不能如严武、裴冕之厚待，亦或如高使君之供禄米，柏中丞之数赐金；又不然，亦当如王司马之助修草堂赀，萧、韦明府之遗桃栽桤木。乃任其旅居穷谷，短衣长铲，拾橡栗、掘黄精，男呻女吟，几皆馁死，而此所谓‘佳主人’者，竟不一顾，想是狡情薄分一流，慕公之名而寄书，假为妙语，以尽世情，初不料公信之，竟挈妻子舍秦州而来也。度公至后，其人或避匿不见，故同谷诗无一篇及之。”④清人施鸿保此说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，并未见其切实的论据和论证，即其推论，亦不甚合乎情理；甚至以今论古，深意曲解。如他在评注“投诸彦”一句时说：“此当在积草岭间旅店中所作。盖公来同谷，虽因其宰有书，起行前必有书与宰，既不能亲出远迎，亦当遣使候境上；乃至此岭，尚若未闻，故即在岭间相候，度公必又致书宰矣……宰不来迎……暂停岭间，候宰复书；惟旅店难久居，故欲投一好事家。‘诸彦’乃无定之词，犹言不知有几好事家也。‘邑有佳主人’云云者，将使其人知是邑宰邀来之客，冀得加意款留也。此乃途穷不得已之词，注似不得诗意。”⑤这种自以为是、自以为得的解说，早就引起了人们的质疑。正如一位学者所批驳的：“前面他还在骂这个‘佳主人’，寄书殷勤是假仁假义，可见他认为实有寄书。后面又说根本没有什么‘佳主人’寄书的事（佑按：此处对施氏之说亦有误解），这是杜甫用的手段，想以此来骗取一夜的款待。这真是‘解人颐’的说诗。难道连诗人骗取酒食的微妙用意，在诗中也能够嗅出来么？”⑥“做官的人对于名人，照例要应酬一番的。他用不着‘避匿不见’，要打发‘远客’走路的方法是够多的。……施鸿保惯以晚清幕客一套心思伎俩，强加在唐代诗人身上，弄得诗篇发臭，不仅穿凿附会而已。”⑦，由此可见，将“佳主人”释为“同谷县令”，实在是捉襟见肘，既难以充分确立，岂可以轻易信从？那么，对于“佳主人”还可做出哪些解释呢？
（二）赞公李衔说
此说最早见于清乾隆六年版《成县新志》，其卷三“寺观古迹”云：“大云寺，县东南七里，俗名睡佛寺，即杜子美与赞上人相聚处，赠答有诗。”其中虽然并未明确指出，但在肯定赞公谪居于同谷之时，亦隐含着“佳主人”乃为赞公之义。继之，成县研杜者张光泽先生于近年又明确提出“佳主人”即赞公李衔说⑧。后来，徽县研杜者吴家风先生也持此观点，他在《〈积草岭〉赏析》一文中注“佳主人，‘诸彦’中的一位儒生，即李衔。杜甫诗《长沙送李十一衔》‘与子避地西康州’可证。”⑨然张、吴二公均于注之中提出观点，未见切实有力之论证，故此说影响甚微，未足确立。
（三）韦充程君说
在“同谷县令说”的影响之下，许多研杜者都想进一步予以证实，于是乎，韦充和程使君便成为人们考察的主要对象，这便有了“书充程君”说。当然，此说仅是一些研杜者和杜诗爱好者言谈中的素材之一，并未见之于系统的考证。
人们之所以联及韦充，主要是缘于杜甫有《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》一诗（诗文详见本著卷一）。首先，考之作诗时间，乃杜甫于凤翔行都任左拾遗时，即至德二年（）夏天时的赠别之作。而杜甫南赴同谷在乾元二年（）秋冬之交，即韦充赴任三年之后，此时韦充是否仍在任上，值得怀疑。退一步而言，即使韦充尚在任，以诗中所叙二人之交情“且夫恋良友，握手步道周”、“题诗得秀句，札翰时相投”来看，韦充当不至于怠慢若彼；从韦氏“挺身艰难际，张目视寇仇”的性格分析，也当不至于蜕变为一个势利小人。因此，有人曾开玩笑地说：“要么便是杜甫来时，韦充已外调或‘出差’不在。”其二，从同谷建置沿革来看，至德二载杜甫送别韦充之时，同谷乃为“同谷郡”，而非“同谷县”，这从诗题即可确证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：亦曰：“成州同谷郡，秦陇西郡，天宝元年（），改为同谷郡。”按，同谷郡领长道、上禄、同谷三县，治地上禄。上禄县于至德元年（）改为汉源县，即今甘肃西和县，有唐于邵《汉源县令厅壁记》可据。所以，即使当时韦充在任，亦在汉源县（即今西和县），而不在同谷县（即今成县）。又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：“乾元元年，（同谷郡）复为成州，治同谷。”照此变革，当时韦充是否留任、升迁，因无可靠史料，均在可疑之列。其三，从韦充官职来看，防御判官乃是唐代出于加强边防之需所设临时官职，一般均由朝廷中级官员中提选充任，主要职掌文书、顾问、参谋，故而“同谷县令”之说，殊无来由，以韦充当之，实无充足证据。有鉴于此，“佳主人”为“韦充”说，可以休矣！
由于“韦充说”疑点太多，不足确立，于是有人又在苦苦寻觅更为直接相关的人选。我们从《全唐诗·卷二百岑参三》⑩和《唐五十家诗集·岑嘉州集卷五》⑾中，发现岑参有《凤翔府行军送程使君赴成州》一诗，全诗曰：
程侯新出守，好日发行军。
拜命时人羡，能官圣主闻。
江楼黑寒雨，山郭冷秋云。
竹马诸童子，朝朝待使君。
诗题云：“赴成州”，显在乾元元年复同谷郡为成州之后。至于其官职，并未明言，但从诗题和诗意分析，当为成州刺史无疑，诗中“新出守”、“拜命”等语可证。成州治同谷县，程使君赴任在乾元年间，故“佳主人”为程使君的可能性的确很大。然而，考诸杜诗，“无一篇及之”。况且杜甫一家生活极度困顿，可证二人之间并无交情，诗人固然不会俯着低眉，程使君亦未见给予救助。由此反证致书之“佳主人”绝非程使君，倘若果真是他，一州刺史，岂有对“名人”不予应酬、关照之理？当然，我们也考虑到：杜甫与岑参情谊甚笃，岑参既然赋诗赠于程使君，揆诸情理，他自会叮嘱其关照一下老友杜甫。可是，从诗中我们看不出丝毫信息，说明岑参并不知道杜甫已经到了同谷。岑参既未特别托付，程使君又与杜甫素不相识，他岂能冒昧致书相邀？如若确曾致书相邀，岂有不迎不送之理？即使他不仁，杜甫也不至于不义。此外，程使君何许人也？史无所载，故“佳主人”为“程使君说”亦难确立。即使是，也应为“刺史说”而非“县令说”，由此亦可证“县令说”之不足立者，明矣哉！
二、“佳主人”乃为“赞公”说
赞公，初无真名实姓可考，亦不见于新旧唐书，幸赖杜诗十首叙写其踪迹行状，方使其人事迹不泯于人世。但由于唐宋以降对杜诗编年不一和其中存在着谬误，因而给杜诗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，赞公其人之行状的确认，即为其显例。由于北宋黄鹤等人将《宿赞公房》、《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士室二首》、《寄赞上人》、《别赞上人》等五首诗归编于秦州诗作中，因此，自古而今人们便认为：作为京师大云（经）寺住持的赞公，后曾因故贬谪于秦州西枝村。
然而，专家、学者们又发现：所谓杜甫于秦州写给赞公的上述五首诗，与杜甫在同谷县所写的某些诗，如《同谷七歌》之七、《万丈潭》、《发同谷县》等，在语词与内容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与联系，尤其是诗人作于晚年的七律绝笔《长沙送李十一衔》，更加明确无误地强化了这一联系。因此，古今卓然可称研杜大家的专家、学者，不约而同地逐渐形成了共识，即赞公很可能到过同谷。例如：清人仇兆鳌在《杜诗详注·杜工部年谱》中识曰：“鳌按，五年冬，有《送李衔》诗云：‘与子避地西康州，洞庭相逢十二秋。’西康州即同谷县。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，至大历五年之秋为‘十二秋’。……以二诗证，安得云是年之夏卒于耒阳乎？”遗憾的是，仇公仅以此来证明杜公于大历五年夏卒于耒阳说不足立，而未联想到李衔与赞公之间的关系；虽然肯定了李衔到过同谷县，却并未质问“李衔究竟何人”？又如：当代研杜大家萧涤非先生在《杜甫诗选注·长沙送李十一衔》注“尚方”时指出：“尚方，即上方。”却没有将“上方”与“上人”联系起来，故而只言“借尚方赐履来比为郎赐绯”，却未识透诗人本意，乃以此典故暗喻赞公曾赐于自己“细软青丝履”，从而和“李衔与赞公、赞公与佳主人”这一千古之谜的破解失之交臂。即使在注《发同谷县》“停骖龙潭云，回首虎崖石”两句时，赫然悟到“虎崖，可能就是《寄赞上人》诗所云‘徘徊虎穴上’的虎穴”，却没有因此而得出应将《寄赞上人》等五首诗归编于成州同谷县时所作的结论。当然，正是因了前贤的勉力研究与探索铺垫，方为我们后来者提供了弥合其学术思维空间，从而接近真相本意的可能。
我们之所以认为“佳主人实乃赞公”，主要是建立在以下观点基础之上：
其一，杜甫致赞公诸诗当作于成州同谷县，而非秦州。依照旧注，《宿赞公房》、《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》、《寄赞上人》、《别赞上人》等五首诗均归编于秦州作，但其中所写时季物候、自然景观、地理地貌、地名山寺等，均与秦州不合；而若将其归入成州同谷县作，则犹如榫卯，相安默契。（详考见本著《杜甫与赞公交游考》）这一情形，绝非巧合，也不是简单的“凭诗觅踪”所能解释得通的，其中蕴藏着悠久深厚的历史宗教文化背景。
其二，赞公当年谪居地应为成州同谷县大云寺，而非秦州西枝村，真正的西枝村乃在同谷。（详考参见本著《赞上人考》、《杜甫与赞公交游考》，此不赘述。）
其三，本着“以杜证杜”、“以杜还杜”的原则，《长沙送李十一衔》曰：“与子避地西康州。”这个“子”会是谁呢？《同谷七歌》“之七”云“山中儒生旧相识”，显然，这个“子”便是“山中儒生”。而这个“山中儒生”又会是谁呢？同谷县城东南七里凤凰山下，自古有佛寺，诸如凤凰山寺、大云寺等，有唐代墨书题记、经幢残碑和宋代摩崖石刻赫然可证。故而“山中儒生”并且是“旧相识”者，惟“赞上人”可当之。过去之所以没人能够将这三者联系起来，主要原因是将杜甫致赞公诗的归属问题没有解决，这其实是一个关键。
三、除了上述三个业已论证的观点之外，尚可补证者有三：
其一，鉴于同谷凤凰山寺、大云寺之所在，早在东汉、后梁时即有佛寺的事实，从而推断赞上人当谪居于此，尚有北宋史实可作旁证。据《大元一统志·地理志》载，宋仁宗（赵祯）第十二女大长公主，曾于同谷“法云寺”修行，后诏“辛氏僧”，号“秀铁壁”，为法云寺住持讲经。宋神宗（赵顼）曾遣中使来寺降香，“宗风自是兴于西北。元祐五年（）八月，公主卧疾，临终口占曰：‘平生生死梦，三者无所拣。’安坐说偈而化。卒后，安葬于同谷县清化乡麓早原之西”。正因此故，杜甫当年居住月余的凤凰村，后改称“庵观院”，至今仍称“庵院。”由此可见，赞公当年谪居于此，从古代宗教观念来推论，当有一些非常神秘的原因。同时，今成县“睡佛寺”崖壁上尚存北宋蒋之奇题记：“辛酉五月二十六日，蒋之奇登大云寺。”“辛酉”为宋神宗元丰四年（），比秀铁壁坐化早10年。又有北宋游师雄题记：“元祐六年正月九日，武功游师雄登凤凰山寺。”比秀铁壁坐化晚一年。题记但见言“大云寺”、“凤凰山寺”，却未见“法云寺”之名，故愚疑《元一统志》所云“法云寺”者，或当为“大云寺”之误。
另外，清徐夔有诗《大云庵访子美旧址》亦颇可回味，其诗曰：“白石岩扉挂薜萝，法云深处郁嵯峨。春风乔木鸟初下，夜月空庭人自过。宾客纵能齐摈斥，文章终不废江河。鹭鸶飞上石枰去，犹听沧浪水上歌。”其中所写地名与景色，均与今成县睡佛寺风物相合。
其二，杜甫当年避难长安大云经寺，与赞公志趣甚为契合。例如，“洞门尽徐步，深院果幽期”，“把臂有多日，开怀无愧辞”，“汤休起我病，微笑索题诗”（《大云寺赞公房四首》之一），“天阴对图画，最觉润龙麟”（之二），“艰难世事迫，隐遁佳期后”，“奉辞还仗策，暂别终回首”（之四）等等。正因了当时的期许，两年之后于陇右相互致书相约，最终会面于成州同谷县，实乃情理之中事；正因了二人志趣相投，赞公方才致书相邀；正因了志趣相投，杜甫接到书信后才说：“邑有佳主人，情如已会面。来书语绝妙，远客惊深眷。”在这种喜悦之情中，杜甫也才高兴地表示：“食厥不愿余。茅茨眼中见。”言外之意是：只要能与老朋友相见倾谈，生活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故而明人王嗣奭曰：“卜居先卜邻，公之惓惓寻地于西枝村，放赞公不下耳。”（《寄赞上人》）而古来注家均认同“邑人佳主人”必为“同邑之宰”，实在是认了死理。赞公作为大云寺住持，作为杜甫的知交，先于杜甫而至同谷谪居，这对于流寓异地、居无定所的诗人来说，不也可以称得上是“主人”么？
其三，《同谷七歌》“之七”明明说“山中儒生旧相识，但话宿昔伤怀抱”，这人不正是“赞上人”么？也只有赞公方可称得上是“山中儒生旧相识”。杜甫于同谷写给他的诗，计有《宿赞公房》、《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》、《寄赞上人》、《别赞上人》等五首，谁又能说“及栖同谷，绝不齿及，想亦口惠之人尔”（《杜臆》）？谁又能说“其人或避匿不见，故同谷诗无一篇及之”（《读杜诗说》）？其实，只要宏观地分析一下杜甫于乾元二年的创作，前半年写有著名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等10多首诗，这尚在贬官、任上、奔走、逃难之中；夏秋寓居秦州不足4月，即写有《秦州杂诗》等近80首；秋冬南赴成州，沿途作有12首纪行诗，而寓居同谷达一月有余，岂能只写有《同谷七歌》、《万丈潭》、《发同谷县》等廖廖数首？而且无一首赠别之作？所以，单从创作数量和创作情形分析，杜甫同谷诗的数量和排序亦存在着许多令人疑惑之处。而对“佳主人”、“赞上人”、“杜甫与赞公交游”等一系列问题的逐一考证与澄清，不正可以合情合理地解决这些疑惑吗？
①明王嗣《杜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8月版。
②清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，中华书局年10月版。
③④⑤清施洪鸿保《读杜诗说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9月版。
⑥⑦曹慕樊《杜诗杂说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年5月版。
⑧张光泽《杜甫在同谷与赞上人往来诗漫谈》（打印本）
⑨见吕兴才主编《杜甫与徽县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年3月版。
⑩《全唐诗》（第六册），中华书局年4月版。
⑾明铜活字本《唐五十家诗集》（五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8月版。
⑿清沈德潜《清诗别裁集》卷二十六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年3月版。
*高天佑学术简介
高天佑，陇文化、蜀道文化学者，诗人。现任甘肃省陇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民盟陇南市委主委，陇南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。
社会兼职：甘肃省《西狭颂》文化研究会首席学术顾问，甘肃省轩辕文化研究会顾问，民盟陇南市“陇学研究院”院长，清水县“邽山书院”院长；天水师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，陇南师专历史与文化旅游学院客座教授。
业余致力于周秦文化、汉代摩崖、古代钱币、陇南文史、陇右文化、蜀道文化之研究。已经出版学术专著有:
1、《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》，兰州大学出版社年6月；
2、《西狭颂研究在日本》，兰州大学出版社年9月；
3、《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》，甘肃民族出版社年4月；
4、《陇右诗选注》（与人合著），甘肃人民出版社年12月；
5、《陇南重大自然灾害研究》（与人合著），甘肃人民出版社年12月；
6、《玉桴集》（与人合著），甘肃人民出版社年2月；
7、主编《陇蜀古道—青泥道研究论文集》（与人合编），四川大学出版社年9月；
另有，现代诗集《迎风而唱》（中国文联出版社年12月），连环画《西和乞巧》（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年7月），连环画册《画说乞巧》（同前）；现代诗集《踏歌而舞》（敦煌文艺出版社年12月），主编“得陇望蜀诗丛”（同前）等文艺作品。其中《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》一书荣获“第四届甘肃省优秀图书奖”，中国艺术研究院“学术著作（提名）奖”。
编审：张瑜
责编：尹秀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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