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刻在陇南之上的中国历史印记
“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，都能在陇南找到它的痕迹。”一位学者朋友这样告诉我们。的确，陇南号称“秦陇锁钥”、“川蜀门户”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相争之地。再加上这里多民族聚居的特点，融合成悠久、多彩而动荡的陇南历史，这片土地上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积淀。甚至可以说，谁彻底读懂了陇南，谁也就能由此读懂整个中国。
公元前五、六千年陇南先民们就在西汉水一带生息繁衍。陇南西和县发现的宁家庄遗址、礼县发现的高寺头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遗存；而武都区发现的任家坪墓群则是寺洼文化遗存，被认为是后世氐羌文化的先祖。宋代罗泌《路史.后记》载：“伏羲生于仇夷，长于成纪”。此处所说的仇夷，即今天西和县南部的仇池山。陇南无疑是华夏先祖的发源地之一。
公元前年秦人祖先大骆、非子等在西垂地（今礼县东北部、西和县北部）一带养马；西垂还曾是秦庄公、秦襄公、秦文公等几代君主的都邑所在地；直到秦文公四年（公元前年），秦人都邑才由西垂迁往新都。
?公元年（汉灵帝建宁四年）
李翕出任武都太守，修栈道，开始大规模矿产开采。汉代陇南为武都郡，辖区相当于今陇南市白龙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，主要居民为氐族、羌族。
公元年（魏景元四年）魏国大将邓艾大举攻蜀。他率部至阴平（今文县），攀登小道，凿山开路，修栈架桥，越过几百里险域，直抵蜀国江油，终于攻入成都，灭亡蜀汉。
公元3世纪（东汉至三国年间）
氐族部落首领杨驹宝占据仇池（今西和县）。自此起至南北朝末期（公元6世纪），陇南处于中原王朝“失控”状态，氐族乘机扩张势力，在这里建立了仇池、武都、武兴、阴平和宕昌五个氐族、羌族地方政权。
公元年（唐肃宗乾元二年）大诗人杜甫移居陇南同谷（今成县）。此时安史之乱令关中一带人烟断绝、千里萧条；而陇南则呈现出相对平和的景象。杜甫寓居同谷月余，创作了“同谷七歌”、“凤凰台”等名作，后因生活所迫，又由此入蜀，举家迁往成都。“安史之乱”后，陇南地区被吐蕃政权统治。
公园12世纪（南宋初年）吴玠、吴璘、吴挺等将领以河池（今徽县）为屯军基地，在阶州（今武都区）、成州（今成县）等地抗击金兵，赢得了饶凤关、仙人关等大捷，六十多年中拒金兵于蜀国之外，维护了南宋的西部疆域。宋宁宗称许吴家为“世功保蜀”。
年（南宋端平三年）蒙古军自大散关入川，同时率军西掠，相继攻破阶州、宕州（今宕昌）、文州（今文县）等地，陇南各州遂置于蒙古政权统治之下。
年（明洪武四年）朱元璋决意伐蜀，颖川侯傅友德任征虏前将军，在阶州击败元军守将丁世贞。元军撤退时毁断白龙江桥，傅友德修桥渡江，有攻克文州，进军绵州（今绵阳）。当时嘉陵江涨水，明军削制了数千木牌，写明攻克阶州等地的情形，再投入江中；沿江元军见到木牌，军心瓦解、不战而溃。陇南地区自唐中叶至明初，战火连绵六百余年，人口减少、城池残破。明初，阶州、文州、徽州（今徽县）相继降州为县。
16世纪至17世纪（明末清初）番族首领多次起兵进击陇南阶州。均被明军镇压。在此后的明末农民起义中，多股义军均曾转战于陇南山区。传说李自成过阶州时，不少士兵患上了眼疾。为消病祛疾，李自成亲往城隍庙祷告，并手书“立见报施”匾额，悬挂在庙门上；该匾一直保存到近代。李自成败后，清军尾随南下，陇南各州县全部降清，自清初起，明朝余部、张献忠起义军、吴三桂势力对陇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；而在此后的白莲教、太平天国等诸次运动中，陇南均受波及；直到清王朝灭亡为止，陇南境内风云激荡，干戈不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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